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是指古今黄河流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总和。了解黄河文化的历史形成与丰富内涵、挖掘其时代价值，对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有着重要意义。
常义的黄河流域，就是当代黄河流域所涉及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由于黄河的特殊性，自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共决溢1590次，较大的黄河改道26次。广义的黄河流域，除包含当代黄河流域所涉及的九省区外，还包括古代黄河改道涉及的地区，如北流涉及河北、天津，南流涉及安徽、江苏等，构成广阔的地理空间。所以研究黄河文化，实际上包含了黄淮文化，以及以历史上“四渎”之一济水为代表的“河济文化”，这些共同形成了世界大河中少有的“大黄河”现象与独特的“黄河大文化”。狭义的黄河文化，依托的是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是以西安、洛阳、郑州、开封，以及安阳等大古都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核心地区，代表了古代文明发展的顶配水平。因此，我们一般所研究的黄河文化依托的是常义的黄河流域概念，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黄河文化所依托的黄河区域还应包括古代黄河故道保留的相关文化史迹，重点是以陕西、河南所保留的古代大古都为代表的核心区域的文化。
因此，黄河文化其实就是由若干区域文化组成的，最重要的包含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黄河中游的关中文化和河洛文化、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等。
河湟文化，是指在黄河上游黄河与湟水河交汇区域形成的，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各种宗教文化交流为特点的区域文化。关中文化，是指在黄河中游黄河与泾渭河交汇区域形成的，以宝鸡、咸阳、西安为中心的周秦汉唐大古都为代表的区域文化。河洛文化，是指在黄河中下游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区域形成的，以洛阳、郑州、开封为中心的夏商周汉晋魏唐宋大古都为代表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是指在黄河下游泰沂蒙地区古代齐鲁两国范围内形成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特色的区域文化。除此之外，还有宁蒙交汇地区的河套文化、山西南部的河东文化、太行山与黄河夹角地区的河内文化、河济之间的河济文化、黄淮之间的黄淮文化等，这些反映出黄河文化是由数量较多的区域文化组成。
农耕文化是黄河文化的基础。黄河流域因其所处纬度与地形阶梯，形成了其特有的农耕文化特色。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旱作农业的主要发生和发展区，旱作农业以粟、黍、稷、麦等为代表。当农耕定居生活稳定之后，磁山—裴李岗文化便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粟，而且还发现了制作精致的长条形石铲、琢磨兼制的石斧、锯齿状石镰，以及石磨盘棒等农耕工具。仰韶文化则出现了制作精致的与农耕定居生活相适应的精美彩陶，以及各类石制农耕工具。龙山文化则出现大量精致的酒器，反映了农耕收获盈余之后还将粮食加工成美酒。进入文字出现后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逐渐出现了以桑麻、丝绸等立足于农耕种养加工基础上的重要生活创造，形成了对黄河中下游长期天象观察而归类总结的“二十四节气”，诞生了以精耕细作为主导的农耕技术体系、农业灌溉体系，实现了农耕工具由石器直达铁器的“革命”，实施了井田制、以农民为根基的士农工商制，和支撑国家发展的赋税制度体系等，这些黄河流域的文明产物，使中国农耕社会的时间长度、繁荣程度，在古代历史上均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都城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自夏商周开始，历经秦汉唐宋，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始终都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洛阳先后为夏朝、商朝、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朝都城，为中国大古都东西轴线的轴心。西安古称长安，是西周、西汉、隋、唐等朝都城，加上属于西安大都会一部分的秦都咸阳，构成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曾是世界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郑州和安阳分别是青铜文化顶峰的商代早期都城（郑亳）与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开封为北宋时的都城，也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之一。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大古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其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更是当时的中央文化或国家文化，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度文明。这是黄河文化与其他地域的河流文化的最大区别。
精神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魂脉。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伏羲所创立的以“河图洛书”为载体的太极理论，形成了阴阳二元思维模式，这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贡献。文王演周易，直接催生了《周易》理论的诞生，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源头，由此形成道儒法等诸子学说。无论是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还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社会规范，以及由法家而来的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担当，这些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精神塑造具有深远影响。此外，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和文化记忆的汉字，也是源于黄河流域。汉字不仅是思想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具体体现。而汉字最早的完备体系，就是以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甲骨文，其源头可追溯到八九千年前河南舞阳的贾湖契刻符号，以及仰韶、大汶口、龙山出土的大量刻画符号。
千百年来，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奋斗精神。黄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黄河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其精神特质至今仍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均衡和谐，是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理念。由天地人“三才”的协调，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均衡，无不体现了古今崇尚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中国哲学中无论儒道，都强调这种整体理论，并将这种阴阳均衡，以居中的思考来寻求所有事情的平衡与不偏不倚。当今中国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生态环境的“大保护”意识，均来源于中国式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中国古代先民依托黄河特定环境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黄河干流的重大景观，展现了黄河所体现的精神内核。无论是“几字大湾”蜿蜒曲折、勇往直前的精神，“壶口瀑布”大气磅礴、不畏艰险的精神，还是“鲤鱼跳龙门”逆流而上、奋进向上的精神，以及由“三门”直抵“中流砥柱”的不惧危流、不怕牺牲的精神，均对中华民族的品格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黄河流域广为流传的元典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先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以应用技术为主兼顾科学原理的大科技体系，形成了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天象物候体系，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应用科技体系，以陶瓷丝绸茶叶为代表的生活技术体系，成为古代王朝盛世的重要代表，也为人类慢慢的提升作出了“中国贡献”。而这种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正是引领时代发展的科学技术创新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
而以厚实黄土、奔腾黄河为地理背景所形成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民族品格，为多样的族群、多彩的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和包容的胸怀。这种包容是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是敞开胸怀相互欣赏的包容。黄河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塑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文明体，当今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包容精神的重要体现。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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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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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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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