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尤其是清末民国的旧军队中，都很讲究出身、源流、门阀、系统。有的是以毕业军校为界别，有的则以长官的籍贯来划分。综合而言，民国时期所有的高级军官，大多数都可以归类于三个界别：北洋系、黄埔系、西南系。
北洋系，能够说是认知度最高的一个军事门阀。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起点，发育出嫡系段（祺瑞）派和冯国璋派，又有衍生的旁支张（作霖）派和曹（锟）派。黄埔系，其源头是1924年初，于广州设立黄埔军校，网罗天下英豪训育之，先是东征统一广东，后又北伐统一全国。
另一个足可以同北洋系、黄埔系比肩的军事门阀，是西南系，却极少为人所注意。然而作为事实存在，西南系巍峨于军界垂三十年，从清末到1949，不断影响着中国军事力量的演化。
西南系，其“西南”者，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地理政治学概念。清末而来的地理政治学概念中，“西南”往往指的是川、滇、黔、湘、粤、桂这六个同气连枝、同声相求、关系纠缠、利益交错的军政实体。
清代的云南贵州属于同一政治系统，为云贵总督统辖。四川则明为一省，暗分川渝，由四川总督统轄。但云贵，尤其是贵州自古穷困，财政收入很低，入不敷出，一直需要财富横溢、人口众多的四川“协饷”。广东广西也一向同属于两广总督统辖的同一政治系统；同理，贫弱的广西也需要富裕的广东财政支持。
湖南的情况有点特殊。该省原本在舆地和地缘上同湖北自成系统，谓之曰“湖广”，而跟川滇黔或两广没什么历史关系。但清末以来，湖南一直是革命思想和革命组织的发源地之一，即使比较安和保守的君宪党人，在湖南也是相对激进。因此，近代的湖南同革命策源地广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具体而言，比如三番督湘的谭延闿虽然名列君宪派，却同该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交情淡漠，其革命精神反而跟与之毫无历史关系的孙中山更能相通。
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系统的产生和壮大，除了人才、财政、意识形态的支持，背后还要有一二位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为偶像性存在，将这一系统具体化、形象化、超然化。广东一向是革命党大本营，其偶像为戮力反清二十年的孙中山及其门徒陈炯明；广西则远在天南，其偶像是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敌岑春煊及其部下陆荣廷；云南虽然僻居边陲，但清末却紧跟时代潮流，偶像为当地新军创办者蔡锷及其恩师梁启超。孙、岑、梁，这三者本质上没什么共同点。但尤其在袁世凯意图称帝的关键时刻，“反袁”成了这三位精神领袖的最大公约数。
其后蔡锷早逝，梁启超遂失去军事凭借，其影响力在西南式微，云南由唐继尧逐渐坐大。贵州原本就一直是云南的附庸，其政治起落完全受着云南政情波动的影响。
广东的各方势力布局，却非常奇特。广州原本就是革命党的根据地，既然新军已然“变质”，清廷只能派遣外军入境，这就是原广西提督龙济光“济军”进入广州的由来；这也是桂系军队长期压制广东本土力量的由来。因此，虽然广东革命基础深厚，社会经济富有，教育程度颇高，军事人才丰厚，但由于包括由济军开场的客军络绎不绝的挤压，本地军队一直不能健康生长。直到1917年，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将自己的亲兵二十营拨给孙中山，才算有了粤军的一脉根基。但粤军也要陈炯明带领至闽南就食才能生存下来，才有日后的发展。后来，粤军虽然因将官叛离而不断分裂，但毕竟成为黄埔军校的依托，也成为“党军”的基干之一。其军事干部张发奎、陈铭枢、薛岳等，都是军中的一代名将。
广西的岑春煊也日渐年老，于60岁以后失去了对时局的兴趣和控制。而李宗仁、白崇禧等仰慕的青年将领崛起，使得岑陆等老官僚在广西军政界失去了偶像地位。至此，新桂系崛起。历史竟然会反复重演。清末，旧桂系的岑春煊是对袁世凯最有威胁的朝廷重臣；民国，新桂系的李宗仁是对蒋介石最有威胁的要人。最后，李白二公竟然成为摧毁蒋政权统治的关键力量。
由西南酝酿成熟的力量，先而倒袁成功，逼死袁世凯；继而北伐成功，颠覆北洋政府；再而反蒋成功，政权在大陆灭亡。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历史作用长期被人忽视，而如今谁还敢说他们不重要？
队的开始。袁慰亭和张香帅，可谓是开了南北兵制改革的先河，清廷也一再要求各省，“仿照北洋、湖北成法”，来各自训练新式军队。到1903年，锡良任四川总督，将传奇人物陈宧带到成都，帮助筹建四川武备学堂。1907年，锡良又调任云贵总督，又将陈宧带到昆明，为组建新军第十九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转折点发生在1909年。当时，锡良调任东北，陈宧也紧跟而去。接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同昆明驻军第十九镇的主官关系非常僵化。于是他请教云南讲武堂的负责人李根源，后者就请他多拉点私人进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李经羲深以为然。其实，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李根源和另一位云南留学生罗佩金已经是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不过他们向李经羲推荐了蔡锷，一位康梁党人（蔡锷的政治面目一直非常模糊，他同革命党的关系可能远比后人想象的要深厚复杂）。就因为总督大人的一己私念，使得李根源得以上下其手，将许多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引进了云南第十九镇。其中，蔡锷是三十七协统领（旅长），罗佩金为其下属，任七十四标统带（团长），而他下面的各营管带（营长），也是唐继尧、刘存厚等革命党人。这些人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的军官，更进一步来说，是袍泽兄弟；而究其本质，则是一心要实现反清共和理想的革命同志。正是革命组织在云南新军中的固化，才使得1911年昆明的“重九起义”如此顺畅流利，而蔡锷也就很轻松地登上了都督宝座，成就了一世英名。但其时，云南系的军事实力，还是远不能同北洋系、湖北系相抗衡。
辛亥前后几年里，湖北系衰落。端方带兵入川，客观上瓦解了湖北新军的建制。再加上黎元洪对于新军下层革命党的清洗，使得作为军事派别的湖北系不复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过，清末民初的人的心理，地域观念之强，是今人很难来想象的。黎元洪任副总统后，提携栽培了许多湖北籍人士。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北洋系中多军事人才而少政治人才，因此袁世凯看中了许多黎元洪系的干部，纳入自己的幕僚班子。其中就有陈宧。
1915年，可能是袁大总统一辈子最舒心的年份。其最大的敌人已经分裂，坚持武装斗争的孙中山虽然重建革命党，但显然势力不达国内。行政方面，地方统治逐渐军政分离，一些素来跋扈自雄的老军头也被袁氏收了兵权，闲置于北京的将军府养老。外交上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日本逼迫下签了“二十一条”。但东京虽然利用因一战而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钻了个空子，袁氏毕竟拒绝承认最丧权辱国的第五章，多少为中国留了点颜面和退路。
1915年初，袁世凯似乎已经在谋划进路。他同时追封均已去世的“刺宋案”两造——赵秉钧、宋教仁——分别为上卿和中卿（文官荣衔，相当于武官的上将、中将），已透露出浓浓的“和衷共济”“咸与维新”的气息。
1915年，刚刚过完旧历春节，袁世凯就命令自己信任的幕僚长之一陈宧入川。当时陈宧的职务是参谋次长，袁氏仅给他加了个兼差：会办四川军务。这是个不咸不淡的职务。能够说是贬官，因为陈宧曾任代理参谋总长，以此地位外放，起码是一省最高军政长官，而如今给个“会办”——也就是协助办事的二把手，怎么回事？当然，没人真会认为这是贬斥。因为跟随陈宧入川的，有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分别统领的三个混成旅。这是北军进入四川的开始，也是袁世凱一统中国的最后一记绝招。果然，陈宧刚到四川，就担任巡按使，然后任命其督理军务。这样，陈宧相当于就是前清的四川总督。
更重要的是，带兵入川的三位旅长同陈宧都有很深的渊源。陈氏在清末任新军二十镇统制（师长）的时候，曾将伍祥祯、冯玉祥提拔为协统（旅长）和管带（营长）。陈氏在任代理参谋总长时期，李炳之曾在他手下任参谋部科长。这一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袁世凯对西南系实力派，有了用兵的打算。
广东广西两省，当时的最高军政长官龙济光和陆荣廷对中央尚算恭顺。但是这两人同北洋系素无关系。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二人都做过岑春煊的下属，而岑氏可是清末袁世凯最大的政敌。现在岑春煊还算安分，但谁了解什么时候他静极思动，潜龙复起，挑唆这两位旧下属干些什么叛逆的勾当呢？
贵州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该省一向唯云南马首是瞻。云南才是个麻烦的根源。因缘际会，云南的军事教育特别发达，在清末几乎形成同保定系对垒的军事教育团队，云南讲武堂也就成了西南系军人的养成所和大本营。蔡锷是滇军系统的精神领袖，而他的精神领袖又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袁世凯最捉摸不透的人。袁世凯曾借着梁启超的进步党，在政治上排挤了；又将政党政治的活动基地——国会，给整个解散了。照说，梁启超手下这些进步党籍国会议员的金饭碗都给敲掉了。但梁氏还是不紧不慢，不瘟不火。袁世凯有点毛骨悚然。对梁启超、对蔡锷，还有对同为梁氏门徒的云南巡按使任可澄，都越来越放心不下。
对于云南将军唐继尧，袁世凯倒是没啥疑虑，也不戒备。因为唐继尧资历太浅。清末驻滇新军十九镇官兵中，蔡锷威望最高，任三十七协统领。唐继尧不过是一位营长，同蔡锷之间还隔着七十四标统带（团长）罗佩金。
唐继尧具备其他军人不具备的政治洞察力，而且极为敏锐。北京政府任命陈宧“会办四川军务”，唐继尧就嗅到了浓浓的不祥气息——陈宧，是中央西南的一把利刃。才四天，唐继尧便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的将军、护军使、巡按使发了封密电。其中，川黔湘粤桂同云南同属西南系地盘，湖北则是陈宧的故乡。唐继尧扔出了一颗照明弹。
在密电中，唐继尧以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为理由，呼吁西南各省“秣马厉兵，有备无患”。没几天，这些收到密电的各省军政长官不约而同地拒绝和驳斥了唐继尧的建议。这也是意料中事。但唐继尧的西南系“盟主”心态，已经昭然若揭了。
战略高手袁世凯根本不怕唐氏的任何异动。他把陈宧钉在四川，一招妙棋，堵住了所有唐继尧们的进路。1915年，唐继尧才33岁，还难免轻躁冲动。而陈宧已经46岁，正好是一个事业型高官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且，陈宧深耕西南军界久矣。1903—1910，七年间，他在四川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许多川籍高级军官是他的学生；他还是著名带兵官，在蔡锷、罗佩金、唐继尧的事业基础新军十九镇，陈宧担任过统制。真可谓是“门生故吏遍西南”。
袁世凯在派遣陈宧出镇成都时，评价道：“驾轻就熟，事半功倍。”这诚然不是溢美之词。而且，北洋陆军在湖南岳阳还有曹锟的第三师驻守。西南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的曹锟便会长驱入川，虎视滇黔，威震西南。
陈宧当时带了北洋中央陆军下拨的三支劲旅，作为统治川渝的武力后盾。其中伍祥祯兼任川南镇守使，向南监控住外省军队入川的大门。所以，云南独立后西南系护国军举兵讨袁，第一战的对手就是伍祥祯。
1915年底，蔡锷在其恩师梁启超的误导下仓促起兵，其政治目标为反对帝制，捍卫民国，因此称之为“护国军”。护国军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但除了蔡锷、戴戡等几个梁氏忠实门徒外，大部分滇黔川渝的军官清末都是同盟会员，内心对孙中山还是更亲切点。对反袁义军的命名问题，西南系将领争执很激烈。蔡锷既然是康梁党人，其价值取向肯定颇为复古。他想模仿明初朱棣的“靖难之役”，将这次反袁讨伐命名为“讨逆军”。如此，蔡锷的内心，是隐然将云南当成中央，将梁启超当成即将取建文帝而代之的朱棣了。李根源这些温和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名字其实最佳：“共和军”，保卫共和国体，全民共识。但是李烈钧等稍为激进的革命党人不愿意。最后，还是资深革命党人吕志伊一锤定音，提出了“护国军”这一名称，照顾了方方面面的诉求。大家遂无异议，全票通过。
蔡锷本身也大有问题。因做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校长），故而蔡锷在西南军界威望很高，是西南系军事实力派的开山祖之一。但他既缺乏实战经验，更缺乏统御能力。且识人不明又身体病弱。所以护国军兴，本就先天不足。不足之一：没有领袖。云南的反袁护国，精神领袖是梁启超，这毋庸置疑。梁氏有组织、有干部、有理念，而且也有绵密的人际关系网和全盘战略。但问题是，他遇到了清末的孙中山一直遇到的问题：缺钱。于是就有了不足之二——没有军费。没钱，怎么打仗？所以，蔡锷这个政治领袖，从一开始腰杆子就硬不起来。1915年末，西南系诸将在决定云南独立后，决定摆脱袁世凯设定的北洋行政体制，回到民国元年（1912）状态，恢复都督府，军民合治，并召集省议会。谁当都督呢？蔡锷此次从北京回昆明，万里之遥，但带回的只有梁启超给他的一大摞真真假假的电报，没钱没兵。所以，他必须依赖此时的云南最高军政负责人唐继尧。因此，推举云南都督，唐继尧丝毫没有悬念地“当选”。
如果反袁的义军开拔，云南都督最多不过是个后勤部长。问题就在于，整个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尤其是护国军组成以后，竟然没有一位有权统辖所有事权的总司令。于是就有了不足之三——没有核心。只能“太公分猪肉”，搞了三个总司令，正好是反袁联合阵线的三派势力：蔡锷，康梁党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人，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地方军头，第三军总司令。
从本质上来说，护国战争是点缀着军事战的政治战，且决胜的重要力量，“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袁世凯所忧心的，是那些老部下对自身称帝的态度，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的翼赞很重要。至于孙中山、陈炯明、梁启超、蔡锷，他根本不在眼中。而岑春煊呢，一直是当年在朝廷的死对头，但现在他唯一可依靠的力量是之前的下属陆荣廷——不过后者远在贫瘠的广西，也翻不出什么风浪。何况，还有龙济光这个“滇边蛮子”替中央镇住广东。若陆荣廷“绿林流寇”胆敢叛逆，这两位前广西提督必然会血战一场，谁胜谁负，未尝可知。
古代君王指名抽调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儿子进京，任内廷侍卫，表面上是宠爱和提拔，实质上是羁押为人质。袁世凯在称帝野心开始暴露的1915年夏，也效仿前人故智，召陆荣廷儿子陆裕勋为侍卫武官，即刻进京。到1916年初，蔡锷已经在云南揭起反袁护国的大旗，滇军也经贵州向四川进发。正在这时，陆荣廷给袁世凯发了份电报，替陆裕勋请假——我突然身体很不好，请大总统恩准，让我儿子回广西来探病吧。袁世凯令人吃惊得大度，当时就准假，特许陆公子回乡照顾老父。
当然，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政治三岔口”——陆荣廷在试探袁世凯的信任程度，也在表白自己对袁氏的忠诚。若袁氏不信陆荣廷，就不会释放陆裕勋；若陆荣廷真要反袁，也不敢明目张胆要求中央放人。他只要出重金，安排一些江湖弟兄帮陆裕勋秘密逃出北京就行。袁世凯何等世故，自然一眼就看穿了陆荣廷的这两个用意，当然也不会对他儿子再作留难。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从后来看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陆裕勋从北京回广西，竟然在汉口停了下来。更要命的是，他在汉口病了，而且没几天就死了。
现在，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就像宋教仁一样，陆裕勋也是袁世凯下令暗杀的。但是笔者却认为，就像宋教仁一样，陆裕勋并不是袁世凯下令暗杀的。因为宋教仁及其基础没那么重要；因为陆裕勋及其父亲陆荣廷也没那么重要。而且，宋教仁的死激怒了，陆裕勋的死激怒了陆荣廷。这对袁世凯的大计来说，都是反作用。这两人被暗杀的时候，恰巧是他最需要稳定的当口。
一得到儿子在汉口暴死的噩耗，陆荣廷马上召集他麾下最为亲厚信赖的20多名重要将领，以“如有违异，饮弹而死”的毒誓，开始了广西的反袁起义。云南、贵州、广西称兵北伐以后，反袁派大势已成。随着浙江、四川、湖南、陕西也相继独立，袁世凯的生理末日和政治末日，已经来临。
1916年1月26日，接近农历的腊月小年。冯玉祥目睹了西南系地方实力派成军以来第一场胜利，也是北洋系同西南系交战的第一场失败。冯玉祥虽然才35岁，但也是北洋军一名少将旅长了。不过除了前两年剿灭白朗流寇，他并没有经历过多少战阵，因此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很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带队伍出瀘州不过十里，就看见漫山遍野退下来的溃兵。”军官们狼狈不堪，士兵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而伤兵无人过问。冯玉祥听到溃兵们“一路不停地骂他们的长官”，军人该有的秩序完全丧失，“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
这是护国战争中的一幕。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这场战斗无论谁胜谁负，都没什么战略意义，但就历史角度来看，这是西南系军事实力派挑战中国最高权力的开始。自此，西南系及其重要干部，陆续走到聚光灯前，开始上演一幕又一幕历史剧，到1949年才告一段落。
